晴朗的一天

今天是晴朗的一天，因為聽了一個稱自己為「極度悲觀的積極行動者」的內地知識份子 -- 戴晴 -- 的講座。

戴老師1941年生，1960年代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導彈專業，畢業後她被分到中央軍委總參三所搞情報翻譯工作。文革時，在對知識與及知識份子的批評下，她發現已進入閱讀適齡的女兒沒有一本可供她看的讀物。後來一些朋友，把幾本海外兒童刊物寄到她那裡，女兒才有了可看的書。這一下子，可看的慾求，催生了寫的慾望。文革後，她終於寫了兩本小說，並在《光明日報》開始了記者的生涯。

那個年頭的中國報業跟現在一樣，都是官方喉舌。而黨又特別喜歡歌功頌德，媒體就是歌功頒德的機器。一次，黨要求各大黨報採訪東北一位人物（名字聽不清楚），光明日報派了戴晴去。在採訪過程中，她發現那人並非如大家所述中好，於是她拒絕撰寫那篇報導。後來《人民日報》出了一篇什麼《....牧馬人》，把那人的事寫得非常優美。戴晴不耻，寫了一本小說，把採訪回來的資料，用故事的手法說出來，並透露是《a報...牧馬人》。結果當然是被《人民日報》入稟，但是刊登小說的雜誌就非常受觀迎。鄧力說，一個教文學的老師就曾經跟他們說，因為報業受到高度的政治監控，所說的很多都不是「事實」，反而，結合新聞、史書和文學的紀實文學 (或報告文學）和紀錄片在八十年代反而非常蓬勃。人民都在這些「紀虛」的文化產品裡找尋「真實」，但是，對戴晴來說，新聞的真實是必需捍衛的，於是她就放棄了寫小說，轉而在報章的戰場上搏鬥。如是成就了戴晴後來幾本非常有名的報告文學。

我對中國國情認識非常貧乏，所以戴老師今天所講的幾宗例子，全無認識甚至不太明白。但是，重要的是戴把一個公民與及一個記者可以做與及應該做的事，作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演釋。載老師說話眉飛色舞，手舞足動，與一般「知識份子」的想像相遺。但是後來在答問時，你總感覺到一重輕鬆背後的沉重。台下一位觀眾問香港記者可以如何時，戴老師就說香港應該珍惜這個地方的自由，做國內不能做的事。她說，中國言論最自由的時期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時中國雖然受外國欺凌，但人們在法租界非卻可享有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現在胡佳被軟禁，劉曉波因發表2008憲章被拘，這些現象都說明在國內言論自由即使在互聯網發言權平民化的年代是還是多麼的奢侈。「中國是苦難的土地，所以你們也是苦難的。」作為一片言論自由相對上比較高的土地來，更有責任去好好利用這種資源，為弱勢社群發聲，推動改革。戴老師曾經一度語帶輕鬆卻夾著哀愁的說，在她有生之年也可能不見到中國言論開放的一日。正如載老師所說，她骨子裡是極度悲觀的，但正如她的名字「晴」，她用積極的行動與面容去面對悲觀。在一個這樣真正稱得上「知識份子」的長輩面前，才讓人有勇氣走向「知識份子」的路，雖然要做到一個真正有承擔的知識份子，是一條非常漫長而艱巨的路徑。

戴老師還有一精警的話：「機會是為有預備的人而設的」。與其埋怨沒有機會，不如多作準備。

今天是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