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30, 2008

海角七號

由很想看到不想看到終於還是看了。

可以說,海角七號既不難看也不怎麼特別好看。台南要舉辦一個音樂會,於是有了一場選拔賽,組合一隊搖滾樂隊。彈琵琶的「國寶」,兩個老中及中中的交通警,一個單親母親所生的小女孩,送信的男孩、長得像昆蟲一樣的鼓手,與及叛逆青年,在不同時段都為演唱會付出努力。還有一個在台長大的日本女孩友子,當經理人的角色,中間與叛逆青年發生感情。二人的感情,又從一段寄不到的情書織成的線索中推展深化。昔日與現在,歷史的空缺,在新舊戀人的交替中縫補。結局的台日大合唱 (那是什麼民謠呢?),更把一段殖民締造的糾纏,展現無遺。當然,還有溫柔的日語與率真的台語(雖然台語的這種特性近期被陳水扁的神經徹底污染)的揉合,都把導演沒有刻意賣弄的台灣身份,巧然散放。怪不得這樣的一部地方小品,能為台灣電影工業灑上甘露。

看的時候,在想香港版的海角七號是怎樣?

語言的政治性,在許鞍華的《投奔怒海》頗為突現,王家衛的《阿飛》,借潘迪華姐姐的上海話,也攀上這電影語言的系列。噢,當然還有陳可辛的《甜蜜蜜》,黎明飾演的黎小軍與張曼玉的苦練廣東話和英語,都是另一種「口述香港歷史」。後殖民性如果是一隻貓對一個線球曾經掠過的地方的夢瑩榮繞,這類以語言作為線球的電影,就是最好的後殖民性的展現。

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引發的題目後,又多一個可做的論文題目與故事題材。


當然,還是記得去年在澳國看的xx小姐選美的語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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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烈日下的青春荒漠


世紀 人文 關懷 視野D04
明報
陳景輝2008-12-01
我在此 筆分輕重

改編自台灣《九降風》的青春電影《烈日當空》,由年輕的麥曦茵導演。一時間大家又談起青春片來。在織夢的影像世界裏頭,青春是個近乎永恆的主題。撇開其他地方不談,香港六十年代有青春歌舞片、七十年代有無政府主義、對抗主流、烈火般的青春片,近來的也可以數得出《六樓後座》、《無人駕駛》之類的名字。因此,在敘說╱觀看有關青春的電影故事之前,我們已有太多的前車可鑑。當然不同時空又有不同的側重點,這包括生命中不同的夢想、抵抗、轉化與幻滅,以及成人社會中灼熱高溫底下的不同問題。
返回《烈日當空》,導演為我們帶來的是一幅家庭生活的頹敗圖像。像個佛洛依德信徒般,銀幕中大男孩的意識、情緒和憤懣都活在這個幽靈底下,構成了角色心理的重要背幕;相對而言,學校教育是個寸草不生的荒漠,學生無心裝載,老師則像部單向的人肉錄音機,只剩下一幅既沒有希望也失去憤怒,但永遠重覆的刻板圖像。
好了,成人世界是問題重重,那青年們的不羈寰宇又怎麼樣呢?電影的答案同樣是灰暗無力。像那句蠻挑釁的對白所展示出的,青年高呼: 「無聊抵抗無聊!」然而,青年世界剩下的真只是「無聊」嗎?也許,只是「無聊」還好。可是,電影偏偏將他們扯進毒品、暴力和性等成分複雜得多的世界,最後還遭受這些領域的——暴力、性病、私房片段外傳和濫藥入院——的反噬。
在導演安排的反噬之下,其中兩個角色需要死去。一個是性交短片遭別人在手機上廣傳了出去的少女,她不堪可畏人言而自殺;另一個是這群少年中的異類,他文質彬彬卻在一埸打鬥中,被誤中副車地打傷成植物人。前者之死呼之欲出:導演通過銀幕安排這場自殺,不啻是警告社會大眾(包括青年),不要低估私房照片╱片段四處流出可能造成的後果;後者則叫我深感不安。
縱然,《九降風》的劇本設定了要有一人死去,但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平日不會打架、只會考試的少年呢?在故事中,作者故然擁有生死大權,但其間的設計卻非無關痛癢。
我想起新浪潮電影《青春怒潮》,在一群「頑劣」、愛打架的青年人中間,裏頭也有個死讀書的乖乖青年角色(由當年稚氣十足的蘇志威飾演),導演蔡繼光也安排了此一角色跳樓自殺,不過原因得返回成人的制度:青年盡了力成績卻滑鐵盧,只重分數的學校將他壓至垮了下來;又或是,在另一套新浪潮青春電影《夜車》中,所有死去的青年角色,其地獄之路有一半是由自己,而另一半則由成人的合力鋪成的。
在《烈日當空》中,少年經歷了反噬、挫折和幻滅後,如你所料的典型成長,他們必得投入原本問題重重的「現實」——繼續求學的求學,或返工的返工。然而,這種觀點下的青春十分虛無,因而無聲無色地快快瓦解了。什麼是虛無?指的是一種狀態:既不滿現實,又不相信存在可以超越的東西。
烈日下的銀幕存在不滿,但不見憤怒,更沒有那標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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