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建築

大公園C04
大公報
方元2008-10-15
文史叢譚

香港大會堂被視為香港現代主義建築的一座里程碑。既然說，香港的經濟奇蹟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而產生的結果，那麼這座現代主義建築何嘗不是呢？
如果我們細心研究一座建築的歷史，就會發現它的藝術形式往往與它當時所處的時代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大會堂作為一個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它的藝術形式和建築風格刻下了那個時代的印記。
一、借來的時間當年，這座新奇的建築曾作為一種政治姿態，被港英政府寄予厚望。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第二十三任港督柏立基為新落成的香港大會堂主持揭幕禮的時候，稱讚它是一座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建築﹂，﹁將為香港人和他們的孩子帶來光明和快樂﹂。然而事實上，此時倫敦和港英政府對香港未來的規劃並不像大會堂那樣輪廓清晰和黑白分明。這座面目冷漠的現代主義建築既沒有增加港人對港英政府的信任，也沒有消除人們對香港前途的疑慮。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殖民主義已經窮途末路，英國在亞洲各地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和自治。那時候，香港的地位和前途也存在變數。根據倫敦最近解封的機密檔案，英國在一九五一年曾計劃退出香港，向中國交還殖民地。不過，毛澤東當時不但未打算﹁解放
﹂香港，而且認為讓它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對中國更有利。香港因此又額外﹁借﹂來小半個世紀的時間，使它最終完成了現代化。大會堂也就是在這個期間建造的。
倘若把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刻表由一九九七年倒撥四十六年，那麼大會堂將是另一番風貌。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在中國內地，﹁民族形式
﹂的建築作為社會主義的藝術，大行其道。中國古典式的大屋頂成為公共建築的一個必要的政治宣言。現代主義的建築形式則被官方斥責為﹁腐朽的資本主義藝術﹂。所以，如果香港的社會制度在五十年前就﹁變﹂的話，那麼大會堂的頂部一定少不了一個中國式的大屋頂。
現代主義建築不是中國的﹁民族形式﹂，但原產地也不在英國。在地球的另一邊，英國人對現代主義建築也一直表現得很冷淡和三心兩意。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像香港大會堂這樣一座工業化氣十足的﹁火柴盒子﹂，倘若不是出現在一個遙遠的殖民地上，它肯定不會成為倫敦的﹁文化中心﹂，至少不會出現在泰晤士河的北岸。
香港有的學者認為大會堂是﹁英國式﹂的現代主義。這是對歷史的誤解。事實上，現代主義建築根本不是英國人那杯﹁茶﹂。儘管三十年代在倫敦的市郊開始建了一些出色的現代主義建築（例如倫敦動物園的企鵝館），但基本是外來建築師的作品。大部分英國人對這種來自歐洲大陸的﹁外國建築﹂仍然很抗拒。因此，許多原先投奔英國的現代主義建築師轉而投向美國的懷抱，其中就包括了德國的格羅皮烏斯和其他﹁包豪斯﹂的領袖。
二、借來的建築大會堂是香港第一代大型的公共文化中心，它的建設反映了在二戰以後，港英政府面對華人要求改革的壓力，在殖民地管制政策上的妥協和變化。政府由原來面向歐洲殖民者和洋行大班，為少數人服務，逐漸轉到面向整個社會，為大多數人服務。這個轉變恰巧投射在大會堂的規劃概念上。
現代主義建築素有﹁人民的建築﹂之稱，此時把它借用到大會堂是再合適不過了。難怪《南華早報》在祝賀大會堂開幕時，稱它為﹁人民之家﹂
。不過，港英政府並非要使自己改變成為一個民主的政府或人民的政府，它只是要把殖民主義統治者的面目改換為﹁仁慈的統治者﹂。
一九五九年，柏立基在大會堂奠基禮上說：政府﹁考慮到香港的特殊地位﹂，期望大會堂在設計上能夠反映出﹁港人的希望和價值觀﹂
。在殖民主義分崩離析的時代，面對社會上對殖民主義的反感和憎惡的情緒，過去那種﹁帝國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顯然不再合時宜。而現代主義﹁國際式﹂既可以給人們帶來現代化的憧憬，又可以抹去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
對於那些離開了家鄉，又沒有目的地的人，對於那些被叫作﹁僑民﹂、﹁移民﹂和﹁難
民﹂的人，對於那些沒有國家可以效忠的人，還有什麼比﹁國際式﹂更貼近，或者更能掩蓋自己眼下的處境呢？在經過了許多災難、動亂之後，還有什麼比﹁功能主義﹂的價值觀更容易讓人接受呢？
三、遲來的綠洲《星島日報》當年以《文化沙漠頓見綠洲》為題，慶賀大會堂開幕，為香港市民提供了公共文化設施。不過，這塊﹁綠洲﹂
遲來了一百年。英國一八四一年佔領香港，它給港人的第一座建築是監獄，在一百二十年之後才給港人建了一座圖書館。
如果期望建成一座公共圖書館就會出現一個民主和現代化的時代和社會，那顯然太幼稚了。曾在香港政府工作了三十年、並曾擔任總商會主席、行政和立法局議員的麥理覺就承認，在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
沒有什麼人權，有的只是生存的權利，而這要靠你自己﹂。
六十年代初，香港經濟在渡過戰後困難時期之後，開始復蘇。但是經濟的增長並沒有為大多數港人帶來任何改善，惡劣的生活狀況就像狄更斯筆下的十九世紀。然而，面對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老派的英國官僚卻坐視不見，拒絕政治改革。倫敦和香港的當權者仍然認為﹁善意的獨裁﹂更適合香港的管治。在柏立基預言﹁光明和快樂﹂四年之後，殖民統治長期埋下的危機終於引發了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慘烈的一次社會動盪。
在香港現代化歷史上，這是一個突出的轉折點。正是一九六六年的﹁天星事件﹂和第二年的﹁六七事件﹂
使英國人終於意識到殖民主義時代的終結，開始認真盤算香港的未來和自己的退路。當年負責鎮壓﹁暴動﹂，後來擔任布政司長的姬達也承認：﹁
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事後被證明是香港社會發展的轉折點。它使香港政府開始關注本地人的需要，它也是七十年代發生巨大變化的催化劑。﹂
大會堂的作用也
是在此時才開始真正發揮出來，成為扶植本土文化的舞台。
從一九六二年的一間公共圖書館到現在的六十六間圖書館，雖然﹁綠洲﹂已經遍布香港，但﹁文化沙漠﹂的現象仍然存在。當香港已經成為﹁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的時候，什麼是我們的建築，什麼是我們的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