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黑奴」政治與全球化一條龍

10月 01日 沈旭暉

英國足總爆出領隊買賣球員收受回佣醜聞，喀麥隆球星伊度奧成為歐洲足球先生大熱候選人。兩則似是互不相干的體育新聞，其實同屬一個可被稱為「足球黑奴」的宏觀體系。

《超級女聲》摩洛哥足球版

「足球黑奴」是歐洲新名詞，泛指由第三世界入口的廉價球童，其中有潛質又幸運的可能受大球會青睞、甚至成為世界球星，絕大多數卻流落街頭，被「叮」過程每遇上戀童班主，親人還以為是青雲路。這現象不斷惡化，固然與全球化人口、資本流動有關，也和「中介人」邊際利潤奇高的職業有關，但還有其他被忽視的既得利益者，依附這體系而生。
當年黑奴貿易全賴本土經紀才能成事，最踴躍輸出同胞到海外為奴的是加納(相關新聞 - 網站)阿散蒂土王，因為他認為輸出鄰近黑人，也是鞏固政權的方式。時至今日，球童顯示天分也要經過包裝，窮國國內的培訓學校、地區球探，像當年的阿散蒂土王，已包辦人口買賣遊戲的首部分。球童發掘成為社會風氣後，甚至連這個發掘過程也變成《超級女聲》一類娛樂。例如摩洛哥國營電視台推出名叫《黃金足》的節目，在全國各地轉播，內容就是在海邊發掘球童，好將他們賣到歐洲。
雖然一些官員（像曾任體育部長的球王比利）曾立例禁止出售未成年球員到海外，但每當窮國國家隊揚威，元首都大肆鼓動廉價民族主義，認為韋亞、伊度奧、簡奴都是國民好榜樣。除了擁有土產球星這份虛榮，各國出口球童的盤算，也和菲律賓(相關新聞 - 網站)出口菲傭相差無幾，那就是靠他們帶回外匯，並減低人口壓力，為低教育的一群找出路。
期待艾巴莫域又一蝴蝶效應﹖
球童無依無靠，不是成為流氓就是任人魚肉，自然成為地下勢力的新血。這些「前運動員」新血，又和黑幫另一新血「後運動員」合流﹕由於盛產舉重手的中、東歐國家缺乏退役配套，運動員宣布歸隱，往往變成社團打手。
要打破惡性循環，也許還是要用回資本主義的手段。以俄籍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為例，由於他投資足球是為了洗黑錢和形象建構，以應付國內政潮，他的思路就和同行明顯不同。例如他並非單單收購球員，而是乾脆收購南美小球會來訓練球員，只把少數通過測試的引進歐陸，剩下的還可以打次一等聯賽，無形中取代了地區球探的角色，又比足球學校多做一步。他雖然不理會大牌球星在車路士被淘汰的問題，卻願提供綜合教育予球童，讓被淘汰的一群不會敗壞名聲。當他在全球建立支部以證明自己的跨國身分，他旗下的足球基地就成了一個整體。這類體系又是新的「非國家個體」（NSA），足以降低足球商業各層transaction cost（交易開支），不少大球會已加以仿效。只是恐怕制度未成，「足球黑奴」暴動已在歐洲出現。

下台

吳靄儀 明報 時代D07 2006-09-18

台灣民眾倒扁運動和平而堅決，表現了強大的道德精神。然而，我也感到惶惑，在享有民主選舉總統 的台灣，陳水扁為什麼仍可以不下台？龍應台說，台灣人民在集體補修公民課；其實，我們這些關情的旁觀者也在上課。我們上的是「比較民主實踐」課，因為在幾千里外的西方，英國首相貝理雅也正面對下台的命運。英國沒有人上街，但貝理雅下台卻已成定局，未決定的只是確實日期。
剛巧，上星期UniversityofSheffield的政治學教授ProfessorAndrewGam-ble在港大的政治行政系舉行講座，討論英國政治的最新意識形態，談及戴卓爾夫人與貝理雅的承接更替，而戴卓爾夫人在一九九○年下台的情况，與今時貝理雅面對的情况相同：沒有人上街，「倒貝」、「倒戴」的力量都是來自黨內，不是道德精神，而是民主政治的需要。
先前，我去補課，翻查台灣的罷免總統機制，原以為應當比較一下，但一想到貝理雅，就醒覺這根本不是個罷免的問題。罷免元首、總統、首相，甚至特區行政長官的機制，理所當然是困難的，因為政府要有穩定性，而民主選舉產生的領袖，不可輕易為議會所罷免。但是除了罷免，民主政制是有其他機制的。面臨下次大選幾乎必然的失敗，面對失去了民眾的信心即時已難以有效地執政的現實，今日的工黨與當年的保守黨，都無可選擇，要考慮換人。抉擇是：要一個人或幾個人下台，還是損害整個政黨繼續執政的能力？

出走．扶貧

這兩天，一直無法安靜下來，寫襄陽市場的消逝與全球化中中間的交錯，想關於橫漂與流動的論文。

看了紐約時報一篇有關Zambia 童工的多媒體報導。Alone, 一個九歲的男孩，每天早上六時起來。走半小時，到石場進行把石頭砸碎的工作。作活兩小時，回家，然後上學去。但孩子大概不能集中精神上課，因為從早上起，他一直沒有吃過什麼。

下午一時，Alone 再次工作。他只用一根鐵柱砸碎石頭，因Alone買不起鎚子。

再工作數小時，Alone 回家。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可以吃飯。

報導員這樣說：「如果他們選擇早飯，這意味著他們沒有晚餐。」(If they decided to have breakfast, it means that they won't have any supper.)


看過這段報導後，心裡一直不安。不是孩子痛苦的緣故，反而是孩子笑著面對。

看著孩子微笑，我更加迷失。

也是幾天前，跟大衛談論他的論文。大衛說，他做研究是希望幫助社會，試圖以Psychoanalysis 的方法尋找一個可能達至哈巴馬斯對於公共空間作構想的路徑。然後，卻說不喜歡人文科學 (humanities)，不喜歡文化研究 ，不喜歡activists…

我不是activist，不知自己做的是否真正的文化研究，（但就一定不是大衛所說的無限詮釋文本的文化研究），但肯定的，我希望自己是個humanist…

有時想學馬傑偉，放下「有色眼鏡」，還世界真實，不以humanist 自居，讓世界自己說話，可是，到頭來，看到諸如Alone 的報導，又心寒起來，所謂學術、所謂理論，在建造什麼？在剝削什麼？一份份研究，一個個學者，住五星級酒店，坐港龍客機，乘的士到研究目的地，在高級餐廳飲藍山咖啡把所見所聞反思。我不是批判，只是迷惘自己在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想做什麼？

很想把一切停下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義工。哈哈！

然後想到阿超的扶貧論文研究，香港人扶貧的心態是什麼？扶貧，就是給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像我這種人一種短行出走的路。

上學了！最後一年，大概以後再也沒有全職學生的生涯！修Advanced Theory。有Giddens, 有Beck，但幸好沒有兩年前所讀的兩位大師的傑作。不然…

想飛

有哪個孩子不曾想飛？

但想飛，對於折了翼的天使或魔鬼來說

經已變成奢侈

唯有

在籠內

挖一個洞

把夢想或自己

深深埋葬